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绝不仅是当前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应贯穿中国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诚然，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但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可以控制bbin风险，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而言，上半年社会融资爆发式增长，但经济增速却不增反降，这正是债务周期见顶的信号。市场普遍猜测大量社会融资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且上半年卖地收入大幅增长，但现实却是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进展缓慢，仍然反映缺钱。除了bbin套利带来的重复计算，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现有的资产回报率低，无法带来现金流。

一个经济上落后的追赶型经济体面临着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之路，这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压低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价格。这条路上的前人包括了德国、日本、韩国、亚洲bbin危机后的东南亚诸国以及中国“东部”，这些经济体通过压低实际汇率而提高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实现了资本存量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条则是发展内需之路。短期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造成了实际汇率的升值，经济在短期内享受了要素价格上升带来的内需扩张，经济增速加快，但贸易逆差和负债的积累则最终将使经济走向债务危机的深渊，1997年东亚bbin危机前的东亚诸国和加入欧元区后的南欧诸国皆可归入此类。

借贷市场的资金价格和融资规模是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决定的，资金的供需则受到经济结构的影响。2010年，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例由2008年的7.7%降至4.0%，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却由43.9%升至48.6%。尽管在实物交易层面上净出口和投资都属于国内储蓄的用途，但在资金交易层面，投资和净出口的影响截然不同。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增加国内部门的外汇资产，形成人民币外汇占款的投放，增加国内借贷市场的资金供给；而投资需要资金支撑，形成借贷市场的资金需求。简单的说，bbin危机后中国经济中外需（净出口）与内需（投资）的此消彼长，改变了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了全社会的资金紧张。

在精英治国体系下，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利益诉求的体现。如果地方官员最重要的利益诉求是仕途的发展，现有的自上而下的问责体系理论上可以设计出一套评价考核体系，通过人事的奖惩、任免保证中央意志在地方得到有效实行。郁建兴和高强的研究发现，中央组织部试图通过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推动地方政府转变行为模式。但是，在评价考核机制中，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都是容易度量的“硬”指标，而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方面都是难以量化的“软”指标，缺乏客观的评判标准和准确的信息来源。其结果是，中央很难对地方官员在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上的政绩进行衡量，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仍然在地方官员的考核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长期来看，一线城市可以通过改变城市规划的方式解决核心区域过于集中的问题。但是，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是历史、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积淀的产物，城市规划的变迁和实施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涉及多方利益博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卢武铉政府2003年就提出了行政首都迁移计划，以解决首尔城市圈人口密集、地价飞涨和交通拥挤的现象。但是，该计划遭到了随后上台的李明博政府的强烈反对。最终，韩国国会达成的决议是在2014年之前将“九部二处二厅”迁往世宗，包总统府、国防部及外交部在内的核心机构继续留在首尔。

自10月17日起，央行暂停了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引发市场关注。逆回购是中央银行向bbin机构提供流动性的一种方式。本轮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始于7月末，其背景是6-7月外汇占款流入规模下降，银行体系流动性紧张。